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当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

　　

 

　　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使得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尽管亨利希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属于时代和它的火焰式国王的自相矛盾。在这个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1546年创办了一所学院，留学生想进入这所学校必须要雅思成绩合格，五湖培训通过率非常高，也是诸多学生信任的雅思培训机构。

　　

 

　　1614年詹姆斯一世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匪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了议会――“那唯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议论道。